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这是对新时代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完善国家治理提出的重要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第一,这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治国理政的哥德巴赫猜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党面临的风险挑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坚定的信仰信念、顽强的意志品质管党治党兴党,解答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党自我革命、自我监督的历史性课题,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监督方式、完善监督制度,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为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重要保证。实践证明,我们党构建的自我净化的机制是有效的,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在新时代要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顺利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的巨大优势。

阿萨姆邦:“本地人”VS“外来者”

与查克玛人的情况相似,孟加拉国移民涌入并改变一些邦人口结构的同时,对当地认同、文化也有影响,尤其是阿萨姆邦和特里普拉邦。如今说阿萨姆语的人在阿萨姆邦已沦为少数族群。从这个视角看,印政府有意抑制该地区穆斯林人口的增长。

龙兴春说,过去我们常提到的种姓制度是印度教内部一个“阶级压迫”问题,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印度低种姓的人获得了一些机会,种姓矛盾有所缓解。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宗教冲突,特别是莫迪领导的人民党片面强调印度的“印度教特性”,令穆斯林非常不安。

阿萨姆邦是印度民族成分最多的邦之一,该邦3200万居民包括讲阿萨姆语和孟加拉语的印度教徒、各种部落成员,以及占人口总数1/3的穆斯林。族群和公民身份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让生活在那里的人烦恼。对于《修正案》,穆斯林有理由不满,而讲孟加拉语的印度教徒则觉得很多同族仍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本地族群则担心,一旦《修正案》得以推行,将导致更多外国移民涌入,稀释本地族群的人口和文化特征。

一些分析认为,《修正案》正在测试印孟关系。印度内政部长一再申明孟加拉国印度教徒遭宗教迫害为出台《修正案》的动机之一,并要将来自孟加拉国的穆斯林移民“赶出去”。16日,孟加拉国外长阿卜杜勒要求印度提供非法生活在印度的孟加拉国公民名单,允许他们返回孟加拉国。

印度政府认为,孟加拉国自独立以来,一直歧视印度教徒,默认该国印度教徒涌入印度东北地区。在印度看来,这批印度教徒非法移民不是外国人,是难民。鉴于东北诸邦历来对移民问题非常敏感,《修正案》似乎是通过向非穆斯林提供解决身份的法律依据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不幸的是,这种尝试带来更大问题。东北诸邦反对的理由不是合宪性问题,而是担心被“局外人”凌驾——无论移民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是来自印度内地还是来自孟加拉国。

《修正案》是对印度1955年《公民身份法》的修改,为2014年12月31日前因宗教迫害从阿富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三国来到印度的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袄教徒、基督教徒提供印度公民身份,而穆斯林不在其列。在印度,穆斯林多达2亿人。截至目前,已有多个邦卷入骚乱。

众所周知,印度的语言体系十分复杂,被列入印度宪法第八附表的官方语言多达22种,使用人口超过500万的非官方语言有14种,还有超过2000种方言已被辨识。过去,印度曾按语言分布进行行政区划。这强化了地方族群的认同感,也使得倡导本地语言文化的政党及组织活跃起来。

印度的世俗化在终结吗

1979年,在阿萨姆邦的一场选举中,对来自孟加拉国的穆斯林移民参与投票的不满,导致长达6年的骚乱。1985年印度政府签署《阿萨姆协议》,容许在孟加拉国宣布独立(1971年3月25日)前迁居阿萨姆邦的人获得公民身份,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国民身份认证制度”。最新的《修正案》则为将这一制度推向全国奠定了基础。

有印媒辩解称,与印度建国历程相伴随的是大量来自巴基斯坦的难民的安置问题。这些难民与当地人争夺土地、水资源和文化影响力。进入20世纪60年代,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的难民涌进印度东北地区。由于东北地区难以承受,1964年,印度在其他地区安置了4000个查克玛人(藏缅语系民族,分46个氏族,信仰上座部佛教)家庭,1981年安置了788户。当他们寻求公民身份时,遭到反对,闹到最高法院,依然被拒。到1991年,4000多个查克玛家庭已发展到6.5万户,随着人数增长,他们与当地人的关系也日益恶化。

但把当前骚乱标签化为印穆矛盾并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全部。印度东北诸邦发生骚乱,当地人除担忧穆斯林移民太多外,某种程度上更恐惧外来印度教徒的“入侵”。

该问题的最新进展是,今年11月,印度最高法院将巴布里清真寺的土地判给印度教徒用于修建罗摩神庙,同时在旁边另辟一处土地给穆斯林建清真寺。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0月,印度政府把北方邦城市“安拉阿巴德”(Allahabad)更名为“普拉亚格拉杰”(Prayagraj)。“Allah”(安拉)是伊斯兰教唯一的神,“abad”有地方、寓所之意。人民党称,原先为古城命名的莫卧儿王朝代表穆斯林统治者,改名是“印度教的胜利”。

历史上,穆斯林统治者在主导印度次大陆的数百年时间里,让大批印度教徒皈依伊斯兰教,造成的血仇和矛盾一直延续到当代。印度独立后,国大党推行多元主义宪政基础,不以宗教和族群划分。期间虽也爆发多次大规模印穆冲突,但总体上矛盾有所缓解。

第二,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推进国家治理的关键是治权,治权离不开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切实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努力,强化了党和国家的监督效能,有力增强了国家治理效能。《决定》确定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确保权力规范正确行使。

第三、这是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有力保证。腐败是社会毒瘤,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党的十八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打虎”“拍蝇”,已经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大力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整合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机构和检察机关反腐败相关职责,优化反腐败资源配置,实现党内监督同国家监察、依规治党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凝聚起反腐败斗争的强大合力。尽管如此,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积累的宝贵经验,充分运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优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印度西孟加拉邦和其他地方发生骚乱,还有国大党和各地方政党想要搭人民党这趟“排穆顺风车”,捞取选举政治资本的因素。莫迪16日连发5条推特,辩护说《修正案》1000%正确,并把骚乱归咎于国大党和其他反对党的鼓噪。对于人民党来说,这本来是该党的巨大胜利,但现在问题复杂化了。当然,在属于人民党基本盘的邦,《修正案》有利于巩固其选民基础。不过,阿萨姆邦的问题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关键地区,而该地区的不满情绪不会很快消失。

龙兴春就此话题同印度学者有过交流。他说,不少印度学者认为,莫迪政府的行为破坏了印度的稳定,本来印度的穆斯林是比较温和的,这样一来会把很多人逼向激进,造成更多抗议甚至暴乱。印度独立时就强调自己是一个世俗国家、政教分离,不承认有“国教”,现在印度人民党要使印度“宗教化”,这是违背传统的。

“问题出在哪儿?”《印度时报》12月16日刊文称,目前基于宗教迫害而到印度寻求公民身份的人非常少,不足几千人,而抗议者人数却超过其不知多少倍。事实证明,《修正案》的重点不是新公民身份法,真正目的似乎是要解决政府早期提出的穆斯林问题,针对的是东北诸邦大批来自孟加拉国的穆斯林难民。这些难民估计有190余万。去年人民党就将此事提上日程,要通过公民登记法,重新甄别东北诸邦的难民身份。印度《论坛报》则提到,《修正案》是在针对克什米尔问题废除宪法第370条,废除穆斯林“三重塔拉克”(“即时离婚法”)和罗摩神庙判决后,发生的又一起针对穆斯林的事件。

对于《修正案》缘何引发这么大的动静,一个传统化的标签是上千年印(印度教徒)穆(穆斯林)矛盾的延伸。国会辩论《修正案》时在野党就提出,这会使穆斯林作为二等公民合法化,违反印度多元主义的宪政基础。一些批评称,这是执政的人民党日益兴起的“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有意剥夺穆斯林群体公民权的尝试。目前,该政策不仅在城市精英和部分中产阶层中遭遇抵制,地方政党和族群也强烈反对。

有分析认为,针对穆斯林移民的举动演变成针对“局外人”的运动,这是本届印度政府面临的一种普遍模式——宣布一个“大”解决方案,然后需要解决更大的问题。废钞就是一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印度媒体称,也许是因为本届政府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无论多么仓促或不明智,人民党确实有能力将任何行动转化为某种形式的政治优势,但政治不是万能的,谁是印度公民就属此列。

人民党上台后情况发生变化。人民党背后是1925年成立的“国民志愿服务团”,一个右翼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它强调印度教特性,极力排斥穆斯林。人民党承袭其衣钵,莫迪第一任期时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重建罗摩神庙,但由于废钞动静太大等没有完成。位于印度北方邦阿约迪亚的神庙原址被认为是印度教大神罗摩的出生地,曾建有罗摩神庙,但1527年,莫卧儿王朝首任皇帝巴布尔下令拆毁神庙,建立巴布里清真寺。印度教徒一直想重建罗摩神庙,1992年因此爆发全国性暴动,巴布里清真寺被毁,2000余人死亡。

“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冲突,是自印巴分治以来长期存在的一个矛盾。莫迪政府2014年上台以来对穆斯林实施打压政策,激化了这一矛盾,这次骚乱可以说是穆斯林对莫迪政府不满的一个总爆发。”西华师范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龙兴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除此之外,阿萨姆邦等东北地区爆发的骚乱主要是种族矛盾。东北地区人种主要是黄种人,和中国人、缅甸人很像,与印度本土人不同。

《印度时报》称,面对各邦抗议的燎原之势,印度政府似乎错估了形势。正因为如此,莫迪12月14日在印度北部城市坎普尔出席一场公共活动时不慎摔倒,引来网友调侃——有人称,这暗示印度经济下滑;有人说,这说明世俗主义正在衰落。此外,《修正案》带来的后果中,一个意想不到的方面是外交:两名孟加拉国部长取消对印度的访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迟印度之行。反《修正案》者还将横幅拉到位于伦敦的印度高级专员公署前。

2014年,莫迪第一次参加大选时曾承诺,印度将成为所有受迫害印度教徒的天然家园。在他当选后,印度至少从周边国家接收了3万名印度教徒。这使得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内涵延伸到更大范围,也大大强化了人民党在印度教徒选民中的威望。但对于别的宗教信徒来说,这好像预示着印度多元主义和世俗化的终结。正如孟加拉国《黎明报》所称,“毫无疑问,在莫迪的监督下,印度正转变为印度教国家,少数族裔在被边缘化。”